二○○一年至今，陆良县兴隆村患癌症去世的共计三十二人，已患癌症的十二人，死亡年龄中最小的王路平仅二十六岁。

　　即便如此，官方的统计结果表明，村民的引用水中铬含量并未超标。

　　难道化工厂对环境真无不良影响?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兴隆村部分土地产量下降，并且只要牲畜喝了污染的水就会死亡。与纳税大户和平化工厂相比起来，村民的权益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本报记者韦文洁发自云南陆良

　　“央视《新闻调查》栏目记者一行23日到达陆良，请安排好接待工作。”8月22日下午，云南省陆良县委宣传部李科长接到这个通知后，苦笑着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已经算不清这是来采访铬污染的第三十几家媒体了。”

　　当两个月前，与云南省陆良和平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陆良化工)签订协议的两名承运人“非法倾倒铬渣致污”事件开始渐渐淡出公众视线，不再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时，让李科长意想不到的是，随着陆良化工所在地癌症村(兴隆)的出现，陆良再次成为焦点。

　　然而，与公众热切关注相比，村民的遭遇可谓寒意十足。

　　20日上午8时30分，小百户镇兴隆村和相邻的油虾洞村近200村民，找到陆良化工讨说法。要求厂方停产，迁往异地。但等了两个小时，除来了镇上的书记和派出所民警，并没有见到厂方领导。

　　事实上，自2001年起，村民们就习惯了这种毫无意义的做法，因为没有积极回馈。

　　【村民要求有尊严地活着】

　　53岁的李木金是兴隆村三组人，在这支队伍中特别引人注目。

　　个子不高、胖墩墩的李木金身着黑色T恤，前胸位置印着温总理的半身像，下面一行大字是总理说过的话，“要让老百姓生活的有尊严”。

　　这件扎眼的T恤是李木金自己花钱特意制作的。

　　就在一个月前，李木金年仅30岁的儿媳蔡冲娥患血癌去世了，当时肚子里还怀着孩子。老李认为儿媳之死，与建在村里的陆良化工铬污染有关。为了向厂里讨个说法，这次他的儿子也开着家里的面包车一块来了。

　　眼看等了两个多小时，仍然见不到厂方领导。上午11时，无望的村们便浩浩荡荡拥到了陆良县政府，要求面见县领导，并在县政府大门口左右两边各拉起了一条10多米长的白色横幅，上面分别写着黑色的大字“和平化工厂丧尽天良，祸害一方百姓，请愿关停”、“请政府严惩祸首，合理赔偿铬毒遇害死难者家庭”。

　　直到县政府下班前，村民推选出的代表并没有见到县领导，接待他们最终是信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

　　无论是围堵工厂还是到政府上访，都没有任何结果，兴隆村二组村民王桂勇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尽管王桂勇也参加了这次上访。

　　王桂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2002年秋天，我们发现全组200多亩水稻低不下头，长出来的是空壳，有的才三分之一收成，有的甚至颗粒无收后，就开始不断向县环保局反映。”

　　但相关部门迟迟没有回复，面临绝境的村民不得不自己去调查。

　　经过调查，村民们发现，让他们受害的罪魁祸首是铬渣。这些受到铬渣污染的水，呈黄色，刺鼻，不仅让水稻减产，牛羊喝了就死。

　　此后，村民们就连续不断地向县政府和环保局反映，几乎是每周一次，大小领导来了一批又一批，但都没有具体结果。

　　王桂勇掰着指头数：“不知来了多少批大小领导，但该污染还是污染，该死人还是继续死人。”

　　【党员凑米做上访路费】

　　相对于污染后政府迟疑不决，当初项目落户，工厂开工的时候，政府却是截然相反的表现。

　　常小乔曾于1998年至2001年担任兴隆村的村支书，而常小乔最终的下台也与陆良化工息息相关。

　　常小乔告诉记者：“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咱们村建的造纸厂、磷肥厂污染有，但没有铬的毒性这么强。在2001年扩建之前，村里没有发生过一起癌症病例。当时上面的说法是，厂建在哪里，对哪里的经济就有帮助。”

　　不过，领导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常小乔的鼎力支持，“我当时的想法是应该把村子建设成山清水秀的新农村”。这个想法在领导们发展经济的愿望下，灰飞烟灭。

　　常小乔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01年3月17日，在陆良化工厂，当时一位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对他说：“这是县里引进的项目，建也得建，不建也得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商谈，常小乔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便离开了：“如果对百姓有利可以，有害我坚决不同意。”

　　同年3月20日，当地村民堵住了正在扩建的陆良化工的大门。结果第二天下午4时，镇党委便在兴隆村委会召开村干部和党员代表大会，以“工作不力”为由，宣布免去常小乔村支书职务。

　　让常小乔想不到的是，这并不是他最惨的结局。

　　两个月后，陆良县公安局又以“在背后支持村民闹事”为由，将他和另外3人关了一个晚上。

　　这种被关押的滋味，村里并不仅仅是常小乔一个人“品尝”过。

　　57岁的王和云回忆：“我们从2002年就开始反映污染的问题。刚开始去堵陆良化工的前后门，一去就是几百号人，前后堵了一二十次。政府发现后就派公安抓人，2002年一次就抓了4人，晚上抓走，早晨才放回来。”

　　堵工厂大门既没效果，又有被抓的危险，村民开始改变策略：“到环保局、县政府上访，前后去了不下百次，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相信组织会给你们处理好的’，但事后就不了了之。”

　　虽然承诺从未兑现过，但村民们认为还是有成效的，因为“在10余年的时间里，起码见到了两任分管工业的副县长”。

　　然而副县长的回答更让人失望———让村民们一级一级地反映，不要直接找他们。

　　既然县政府不予理睬，村民就决定向更高一级的曲靖市政府反映情况，结果却发现连市政府的大门都进不去。无奈之下，从2006年开始，村民们便开始去昆明上访。

　　仅2006年至2007年这两年，村民王贵荣等人为此就到昆明去过6次，找省环保局、省委省政府反映陆良化工污染的问题。每次从省信访局回来，他们都得到了这样的答复：“你来访反映的问题，我们根据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转送陆良县政府。”

　　结果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上访是要花钱的。为了筹集路费，兴隆村四组的做法是：每个党员凑一袋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