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气溶胶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通过其中所包含的有毒物质或其他，如微生物、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环境激素及尘埃粒子作用带来的。

　　微生物

　　气溶胶中的微生物包括病毒、立克次体、衣原体、细菌、放线菌、真菌等。悬浮于空气中的微生物所形成的胶体体系成为微生物气溶胶(micro biological aerosol)。世界上大约有500多种致病菌，经气溶胶传播的超过100种。许多微生物气溶胶来源于人类的农、林、牧、医疗及各类工业生产活动。气溶胶中的微生物主要经呼吸道浸染人体。一般认为，1~5μm的微生物气溶胶粒子(如流感、SARS等病毒粒子)可直接入肺泡，6~10μm易沉积在小支气管，10~30μm的会沉积在支气管，大于30μm的就沉积在气管，再大一些的就沉积到咽、喉、鼻孔等。 病原物气溶胶粒子不仅能破坏呼吸道的微生态环境，而且还会引起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如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过敏性肺炎，SARS，流感等。在中国呼吸道感染占医院感染总例数的23.3% ~42.1%[5]。此外，微生物气溶胶还可经消化道、皮肤伤口和粘膜浸染人体，引起肠胃炎、皮炎、皮癣等疾病。气溶胶中的植物花粉、真菌孢子等生命粒子能引起过敏性皮炎、过敏性哮喘、肺炎等。

　　有机污染物

　　在污染严重的城市地区，有机物一般占PM2.5和PM10质量的10%~40%，而在偏远地区有机物能占PM10的30%~50%[6]。气溶胶中所含有的有机物包括多环芳烃化合物、正构烷烃、酞酸酯、醛酮类羰基化合物等有毒有机污染物。多环芳烃化合物是对人体健康危害最大的环境致癌物质，目前已经发现致癌性多环芳烃及其衍生物已超过400种，其中苯并芘是公认的三致(致癌、致突变、致畸型)化合物，含氧多环芳烃(如二苯并呋喃)和含氮多环芳烃(如硝基多环芳烃)也为潜在的诱变物[7]。正构烷烃广泛地分布于气溶胶中，随着正构烷烃分子量的增加，其麻醉性增强。当碳数大于16时，随碳数的进一步增加，正构烷烃致癌的危险性增大。二甲基酞酸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等酞酸酯类和甲醛、乙醛等醛酮类羰基化合物的潜在危害性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8]。

　　环境激素

　　环境激素是指外源性干扰动物和人体正常内分泌机能的化学物质，主要由人类活动释放到环境中，并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除对人体造成呼吸疾病(哮喘、鼻咽肿瘤、肺气肿、肺癌等)以外，一旦进入血液循环，即可影响人体内的正常激素合成、分泌和功能，导致人类生殖功能下降、生殖器肿瘤、免疫力降低，并引起各种生理异常。气溶胶中的环境激素类物质主要包括镉(Cd)、铅(Pb)、汞(Hg) 三种重金属和稠环芳烃(萘、苊、二氢苊、芴、菲、蒽、荧蒽、芘、苯并(a)蒽、苯并(b)荧蒽、苯并(a)芘等)、苯酚类(烷基酚、烷基酚聚氧乙烯醚、双酚A等)、邻苯二甲酸盐(或脂)、多氯联苯类、农药及其中间降解物、类固醇等有机物。3种金属主要来自汽车尾气、污灌(电镀工业废水，塑料、电池、电子等工业排放废水)、固体废弃物(污泥、垃圾)以及某些重金属矿物(如铅锌硫化物矿床等)的开采和冶炼等。它们不仅对人体内酶系统、生育力产生严重影响，而且还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和性别分化，甚至导致胎儿畸形等。汞特别是甲基汞中毒，还可抑制细胞分裂、染色体断裂和染色体分离。有机环境激素主要来自石化燃料的不完全燃烧产物、农药施用挥发残留及其中间降解物、岩石风化产物(地质尘埃有机质)、工业废气和石油残留物及垃圾焚烧等。环境有机激素能引起人类DNA结构变化，如三(2，3二溴丙基)磷酸脂，不但可以引起DNA结构变化，还可以导致癌症和不育症。环境激素污染会造成男性精子数减少、精液质量下降、精巢癌增加，女性宫颈癌上升，以及婴儿体重降低等[9]。

　　尘埃粒子

　　据估计, 全球每年进入大气的沙尘气溶胶达10~20亿吨，占对流层气溶胶总量的一半。沙尘气溶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10]。中国是东亚沙尘气溶胶的主要源区，其主要来源于沙漠和干旱地区的风蚀及随风扬起过程。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的变化、沙漠化、城市化及各种自然或人为因子引起的地表特征和气候变化都可能改变沙尘暴天气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每年春季大量沙尘气溶胶进入大气中，并且在适宜的大气环流背景下输送到上千km以外的人口密集地区，从而危及和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