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药发展战略分析

中国是新药研发的新生力量，要想成为世界新药研发的一股独立的力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我们首先发现了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但二者都是依靠国外公司的投入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上市。有些人认为发现步骤是最关键的环节，其实不准确。研究发现很难，很关键，但开发才是对资本和研发经验和判断力的最大考验。中国药厂如果想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必须掌握开发的风险控制和实际操作的技巧，否则总得依赖国外企业，代价是要付出市场份额（royalty）。所以虽然中国发现了青蒿素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企业有能将青蒿素开发成世界级药物的能力，更不代表中国的资本有胆量按主要市场的要求开发这样的项目。恒瑞的DPP4抑制剂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中国新药研发有哪些优势，劣势呢？中国企业最大的优势是没有在任何一个研发模式上过度投入，所谓船小好掉头。西方主要企业的研发机构都是按靶点为中心的研发模式而设立，从靶点选择，确证，到先导物的筛选，优化每个环节都有多年的巨大投入。即使这个模式对某些疾病不合适也很难不使用已有的资源支持。这有时是很大的浪费，资源效率很低。中国应该认真深入研究靶点为中心，生物效应(phenotype)为中心，和临床偶然观察为中心等几条不同途径对目前主要疾病的匹配程度而有的放矢地建造新药研发机构。如果这个工作做得好，可以成为和世界主要药厂竞争的一个关键优势。另一个优势是中国的研发人员思路上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也没有几十年在某个领域或某个技术上的投入和积累。这可能是个优势。比如一个西方大药厂的CSO是以研究多巴胺受体起家的，他决定公司项目时不可能不偏向和多巴胺受体有关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即使这类疾病的成功率已经低到不可持续的程度。另外的优势如国家的极力支持和社会大量资本的积累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讲了。

    上面这些的另一面就是中国企业的劣势。没有束缚的另一面就是没有经验。中国的科研人员和投资者基本没有见过新药研发的惊涛骇浪，更不用说怎么在这样的大浪中驾驶自己的小船不翻船了。首先，中国的资本从来没经过真正新药研发失败的考验。现在主要疾病的临床实验动辄几亿美元，即便3期临床也有50%的失败率。中国资本何时敢参与这样的gamble决定于中国研发实力的成长速度，而研发实力的增长需要资本付学费，这就有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目前政府扶持可作为过渡策略，但最终是需要私有资本的介入。其次，中国的研发实力和国际大药厂比还是业余水平。虽然现在有了一些有经验的海归，但是否能达到足够的关键质量（critical mass）还是个问题。第三，SFDA亟需扩大。SFDA的业务能力和工作通量都需要有大幅度提高，至少对于真正创新药物应该有一些经费临时请一些国际专家及时评审。这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但不知决策者是否能认识到这一点。SFDA不应成为国家新药发展的瓶颈，解决这个问题投入相对少担回报很大。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靠卖廉价牛仔裤无法持续支撑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中国也不应满足于只卖廉价牛仔裤。人们常把登月和新药比较。肯尼迪总统在决定开始阿波罗计划时曾说“…no nation which expects to be the leader of other nations can expect to stay behind in this race for space。”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要想当大哥就不能只干小弟都能做的事。中国亟需选择一个既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又能显示自己组织大规模资源，解决世界级难题能力的工业。没有任何其它行业比新药更有资格担当这个重任。 

中国不乏创新的人才, 课题和创意, 但在生物科技, 尤其在新药研发领域有太多的局限和障碍, 阻碍了中国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
    最大的障碍在新药评审. SFDA的评审思路和风格有问题, 基于安全和伦理的考虑, 应该大大加快和放宽IND的审批门槛,加快审批速度. 只要安全性好的药物, 医学伦理能过关, 并在临床前做得规范, 有参照其它药物的可靠数据, 均应该放宽. 没有人能够确保新药研发的100%成功, 对于风险很高的新药研发, 审批越复杂,越难, 就越容易吓跑投资者, 并不能提高成功率, 反而让人敬而远之. 过去有一种说法, 如果象国外那么快审批新药, 那IND将多半会是国外药厂的天下,这种思路很小浓经济.
   宽进严出, 这是SFDA应该采取的审批原则. 因为严格按照GCP进行的人体试验, 剂量爬坡试验, 应该防范出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和死亡. 也许目前SFDA在人员编制, 经验,经费和魄力上均有不足, 那就应该以人为本, 引进人才, 加大投入, 修改审核议程, 设立Pre-IND会议这样的安排和审议过程,让新药申报者在获取临床批文上有更多的把握．
    现在有上百个项目在临床试验，上千个项目在临床前，　如果在新药审批上能更顺畅，产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会有更多积极性，毕竟对于有创新的药物推进到临床，其价值会逐渐提高，一旦有很好的临床二期临床数据，药物的身价会大大提高．　
    国内企业目前不愿做太长周期的新药研发，主要是不确定性太大，投入期太长，决策者不愿意做自己看不到终点的项目．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创新研发公司，做新药就是烧钱，就是碰运气，要拼耐力，拼资源，同时也要靠自己的专业判断和眼光．没有长期的承诺和不懈努力，最好不要碰新药研发．
    鉴于新药研发的高风险,长周期, 应该考虑协同创新, 接力创新和开发的模式. 要一家企业一杆子做到底, 压力和风险会过大, 但如果能合理分工, 分担费用和风险, 就有可能集合多方资源, 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完成新药研发的长袍接力.
    在新药研发领域，目前产学研合作，企业间接龙的工作还没做好，做妥，至少学术界还是更多地在做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发论文和专利为主，而企业一般也不太会判断什么项目，在什么时间介入比较合适或取得较好投入产出比．目前有的经费控制和划拨，政府权力太大，经费分配不公平和透明，其实新药开发更多应该依赖于产业界和投资界，而不是政府机构，政府应该更多关注创新研发，而不是新药成果如何产业化．这个难度太大，仅靠学术界的专家来把关，很难做正确的决定．容易有更多寻租，分钱和无效劳动．从这点看，政府支持的这么多科研经费，这么多研究所和大学研发平台，这么多的国有企业获得这么多经费支持，就是出不了什么值得令人骄傲的成果，反而是民营企业反倒容易出成果．　因为做要是系统工程，必须有企业家精神去做，教授和院士并不适合做企业家，尤其是学术和企业二不误的二栖动物，更不容易出成果．所以政府的资金更多作为引导或跟投资金，更为合适．
    创新研发的氛围还与我们的专利保护，容忍失败，不要急功近利，允许研发经费抵扣税，重视人才都有很大关联，过去那种抢仿，变相容忍造假，反而鼓励更多企业把重心放在拉关系，过度包装，走捷径的研发思路和战略，这就是我们国新药研发迟迟无法与国际接轨，甚至还落后于日韩印等国的原因所在．

    中国创新研发还要更开放，更多讲究与国际合作，巧妙利用ＣＲＯ，多多获得国内外研发成果，注重临床和转化医学的开发．目前经费有许多渠道，投资界有很大兴趣，关键是要改善新药开发的软环境，开发思路和模式也要做适当调整，整天要国家投钱，建立研发平台，过多关注和投资于硬件的发展思路应该摒弃，多学国外采用虚拟公司，更多外包，侧重前端创新研究，讲究临床试验的严谨和质量，这将大大提升我国新药研发的水准和效率，希望通过５０-１０年，能使我国新药研发有质的变化，这个日子一定会来到． 

在美国多年进行创新药投入、专注于早期研发的投资人陈乐宗也看到资本正在远离早期市场，在美国，资本和大药厂越来越多进入临床三期后的项目，但如果没有早期的“孵化”，何来晚期的收获。陈乐宗希望政府基金的投入成为下一步扶持早期项目的及时雨。中国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两个重大医药专项，被海内外人士所热切关注。

    此外，专业人员技能不全面也可能成为新药研发道路的短板。新药需要将宏大的目标转化为事无巨细的研发能力。团队不仅需要具有科研商业化的能力，还要具备熟练运用专利、熟悉政府审批流程等技能。尽管中国海归数量巨大，但能够在新药研发多个环节都胜任的人员仍然少数，新药研发的团队依然需要在长达十年的过程中学习这些现实技能。

     此外，重大新药的国家基金至今仍为少数大学和学者垄断，医药的早期投资人，目前都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寻找投资机会。这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目前以企业进行的研发仍是少数，创新药只能从科研起步。但从科研转化为可上市的药，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一位业内人士说，“大学堂的教授们，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新药研发的主体。”这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国家投入巨资做高科技领域长期来说绝对正确。一个国家真正强大，一定要有系列的核心竞争力，仅仅依靠出口鞋子和衣服肯定不行。国家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对产业进行升级换代是必由之路。很多国家如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等都是这样做的。
    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投入巨资做新药研发的模式不对，大部分都投入到大学和研究机构了。这种投入模式的结果是这些机构建立了研发技术平台，然后产出一些文章和成果。一旦投入减少或没有，这些技术平台的价值就很小，最终被放弃。从从长远看，投入到药厂后建立起来的技术平台的长期利用价值会大很多，而且国家的投入会促进公司的投入，这样的平台会有效的长期的利用，产出比会比较大。正确的模式是大多数资金进入药厂帮助他们建立和完善技术平台，这样对提升公司的长期研发能力很有帮助。

   对于研发来说，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平台和人才。人才是流动的而技术平台是永远固定的。所以大药厂有自己的平台是研发的核心。但是现在的外包研发模式对这样的平台的建立也打了大大的问号。

    从西方公司的研发历史看，投入到小研发公司很重要。但是中国和西方的区别在于西方的小型研发公司基本都是脱胎于基础研究。换言之，高水平的医学和生物学的基础性研究会衍生出很多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产品。这方面的例子最好的就是AstraZeneca公司99年合并之前的Astra AB了。Astra开始时就是一个卖药的贸易公司，由于瑞典的医学基础研究是世界一流的，具体的例子就是 Arvid Carlsson ，2000年生理或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开始时的年销售量只有100多万人民币。在CNS的PD领域的先驱人物，Astra公司的研发也渐渐进入世界一流。Astra公司有趣的事情是60年代研发出用于孕妇止吐的药物但是导致胎儿缺少4肢的药物 Thalidomide ，沙利度胺，自己不生产而是转让给了德国公司。

    西方众多小型研发公司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高水平的基础性研究。中国的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研究在未来20年应该有比较大的投入和突破，这样自然而然的会有很多应用性的产品。所以我们的制药行业前景是美好的。